生态资本崛起，后工业时代浙江的新目标

——探秘浙江现代林业发展路径·生态资本拓展篇

面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压力，浙江工业、渔业、小商品业的经济优势逐渐削弱。在十字路口前，浙江经济是继续领跑，还是徘徊不前？

如果能够在新产业、新模式、新发展方式等方面领先，即使传统的GDP指标优势不再，浙江照样可以在新的路段上领跑。

对此，浙江省委、省政府树立了新目标——建设森林浙江。这就意味着，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将喧嚣街巷建设为宜居之都，使生态资本的崛起成为浙江转型发展的试金石。

万名干部下乡驻村，绿色发展始于矛盾破解

“生态浙江是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始终坚持的发展理念，也是浙江未来的发展方向。”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多次会议中都会把发展落脚点放在“生态”上。

就浙江经济转型而言，不管是推进山林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还是推进绿色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其根本要素都是生态资源攀升，并实现生态资源到生态资本的转变。

然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浙江面临着和其他省份同样的问题，山林分到了一家一户，在分散而广阔的资源格局中，如何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

“下乡驻村，让干部深入山区林区解决存在的山林矛盾，解决资源有效利用的问题，为森林资源‘扩面提质’打下扎实基础，为林区可持续发展探索方法。”浙江省林业厅副巡视员王章明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永嘉县柴皮村和青田县平溪村争抢了50年之久的“野坑山”山林权属纠纷，就是在干部下乡驻村后解决的。

“野坑山”的争议面积为1308亩，由于历史原因，上述两村经常为林木的归属发生械斗。2002年，这一山林纠纷案被列为全省十大热点、难点纠纷案例之一。为彻底解决这起纠纷，仅2007年这一年中，省里就两次，两县4次召开协调会，县林业局领导、山林办的干部20多次蹲点入村进行调解，最终使长达50年之久的山林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

在所有山林纠纷中，浙江省林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吴晓平认为，“最难解决的要数‘插花山’纠纷”。

金华市与丽水市接壤，金华农民王某一直在外做生意，林改后，他发现临近城市丽水市农民张某的林地在他的自留山上，于是找村委会讨说法。由于缺乏原始凭证，省林业厅、省司法厅，金华市林业局、丽水市林业局，以及两位村民所在的县、乡、村三级干部，先后6次会谈，对王某和张某进行调解，并走访农户、分析自留山证及现场踏勘，才妥善解决了纠纷。

“让‘插花山’告别历史，是林业部门跨区域‘作战’的重要战术，省林业厅出面协调跨区域的插花山的交换，不仅稳定了林农情绪、稳定了社会秩序，对于激发林农营林积极性，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吴晓平说。

据省林业厅统计，林改以来，浙江全省共调处解决各类山林纠纷9878起、涉及争议面积258万亩。山林纠纷的有效化解，加强了林农间的沟通、合作与自律，促进了森林资源稳步增长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37亿带来1855亿，公益林创造的价值陡增50倍

10年是一个节点，10年是一次跨越。为提升森林资源，夯实生态资本，浙江走过了许多省份不曾走过的关于公益林发展艰难探索的10年。

全省40%的山林建成生态公益林、中央财政和全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省级以上公益林补偿资金37亿元、全省为公益林配备2.1万名专职护林员、28个县建立了护林员野外巡查GPS考勤系统……

浙江省政府有关领导表示，生态公益林建设是深化“森林浙江”的实践，已成为浙江林业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惠农最广、生态功能最强的生态工程、德政工程、民生工程。

从省政府批准《浙江省生态公益林建设规划纲要》，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定》，省政府颁布《浙江省公益林管理办法》，到省级公益林扩面工作拉开帷幕，10年间，浙江省公益林范围增至4000万亩，省财政用于公益林建设的投资超过5亿元，省级以上公益林的最低补偿标准也由最初每亩10元增至19元。

浙江全省各地纷涌的公益林造林办法、措施和经验，也令社会各界目不暇接。浙江省林业厅生态中心主任李土生告诉记者，长兴县为解决通道绿化中地、钱、苗从哪里来的问题，对重要道路和水域采取了租地建绿的办法，政府每年支付土地租金560万元，建成了7000多亩的森林屏障。

解决了地的问题，迎面而来的便是如何让管护到位。毕竟公益林建设的关键点在此，只有严管、慎管才能确保森林资源持续增长。

为此，浙江在成立三级公益林管护机构的基础上，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了2.1万民护专职护林员。李土生说，护林员的选拔异常严格，“通过村民自荐和村两委推荐，乡镇（街道）审核，笔试、面试，林业局确认，体检、公示等环节才最终确定”。

同时，浙江专门研发了护林员GPS巡查考勤系统，可以随时随地掌握护林员的出勤信息和野外巡山线路，出勤结果直接与护林员工资待遇和年终评优挂钩。

“带上GPS巡山，感觉就像电影里的特工一样，不管去了哪里，上级的监控系统都能对你准确定位，谁还敢缺勤、偷懒？”长兴县护林员刘宝胜打趣地说。GPS系统也增强了山林地块间巡护人员的联系，一旦发生警情，能够迅速集结队伍增援前方。

高度的重视换来了高速的发展，全心的付出换来了全面的提升。10年间，生态公益林区每万亩平均发生森林火灾次数仅为0.016起、发生面积3.579亩、在灾面积1.965亩，且逐年呈下降趋势，分别比非公益林区减少了351.8%、308.7%和299.3%。

据省林业厅在全省分布的11个生态定位站检测系统分析，2011年省级以上公益林在涵养水源、固土保肥、固碳释氧、净化大气、减轻灾害等方面，发挥的生态效益高达1855.52亿元。

目前，浙江省委、省政府已将公益林建设保护管理工作，纳入对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省”建设、新农村建设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

“叶子”变“票子”，林地实现资源到资产的嬗变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山林被人们称为“绿色银行”，然而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这只是自己的固定资产，如何让活树变现钱、资源变资本、林权证变股权证成了新的焦点。

浙江省于2012年5月1日实施的《浙江省林权出资公司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打破了这一桎梏，林农手中的林权也可以像现金、房产一样作价投资开办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林权出资赋予了山区农户‘靠山吃山’ 的新含义。”吴晓平认为，这项政策进一步盘活林业资本，促进林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为林业产业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记者从安吉县林业局了解到，安吉以林权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合作社、公司注册成功，激活了林地、林权这些“沉睡”多年的资本。林权作价出资入股，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起来，推进了林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进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林地产出率，作价出资入股的林地每亩产出已平均高出原来的200元以上。

“安吉已有6家以林权作价出资的公司注册成功，其中林权作价出资总额1.488亿元，占注册资本的69%，出资林地面积19947亩，实现了‘叶子’向‘票子’的转变，使传统林地承包经营获得了更高层次的运转平台和空间。”安吉县林业局局长杨国荣说，随着这些公司的不断壮大，人才、信息、技术、产能等诸多生产要素向林地流动，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林权作价出资为释放林地潜能搭建了广阔平台。

像迎来了新的朝阳，浙江省各地的林农纷纷通过组建专业合作社，实行“合作社 基地 农户”的合作模式，把分散的小农经营组团为市场主体，通过以合作社为融资主体向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申请，增强了融资的可操作性。

据浙江省工商局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已登记土（林）地出资的农民专业合作社788户，汇集土（林）地12.3万亩，土（林）地出资金额4.2亿元；登记林权出资的公司8户，已出资林地2.5万亩，作价金额1.58亿元。

浙江绿色经济崛起的实践给人启示：只有把生态资源作为资本要素去实现保值增值，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合一的综合效益最大化，从而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拓展新的经济发展空间。

(作者： 中国绿色时报记者 吴兆喆 何晓玲 张健康) (编辑： 施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