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解焱
  《法制日报》记者 张昊
  对话动机
   2013年8月,云南公安边防总队下属木康边境检查站破获一起特大非法运输野生动物案,查获各类野生蛇2879条。
   2013年8月30日,江西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非法狩猎案件中,黄某捕获野生鸟类3500只,并以每只0.7元至0.9元的低价卖给收购人。
   同是今年8月,深圳森林公安专案组跨越广东、福建、四川和陕西四省,侦破9宗特大网络贩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收缴列入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附录Ⅱ中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300条。其中,蟒蛇280条、暹罗鳄11条、巨蜥9条。
   重大涉野生动物及制品案件破获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大量野生动物被盗猎对生态有着怎样的影响?野生动物被捕杀、贩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需求和利益驱动?在立法和管理理念方面又存在哪些不足和缺失?带着这些问题,《法制日报》记者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展开了对话。

   对话
  消费需求是根本诱因
   记者:也许很多人会认为,保护野生动物和我们的生活离得很远。你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强调野生动物的保护?保护它们对自然环境、生态系统有什么重要意义?
   解焱:举例来讲,青藏高原上的鼠兔,是一种长得像老鼠的兔子。鼠兔吃大量优势植物,使植被的生物多样性保持较高水平。它在地表下面打洞,这些洞是如蜥蜴、鸟类等生存的环境,另外有非常重要的储水的功能。实验表明,有健康的鼠兔种群的地方,在地表浇上一吨水,全部能渗透到土壤中；没有的地方则相反。但是,现在这种鼠兔却被当成鼠害杀灭,情况非常严重。
   人们过去看生态系统是不是健康,只看森林覆盖率。而事实上,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作用在于改善营养循环、微环境,它们的生存状况直接影响到生态系统健康水平。
   记者:5月21日,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指出,近十年调查监测的数据显示,中国珍稀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种群基本扭转持续下降态势,总体是稳中有升,一批极度濒危的陆生野生动植物种正逐步摆脱灭绝风险。通过调研,你认为野生动物生存状况怎样?
   解焱:与二三十年前比,应该说,森林植被面积比例在提高,野生动物中,一级保护动物、二级保护动物部分物种,如大熊猫、朱鹮、藏羚羊等,受到国家重点保护的物种生存状况在改善,种群数量在上升。但是,能食用、有经济利用价值的野生动物生存状况非常糟糕,数量下降幅度较大,比如龟类和穿山甲等。
   记者:可不可以这么说,消费需求是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贸易活跃的根本诱因。
解焱:野生动物被利用的方式,大量的还是食用。除了普通的食用外,还被作为中医药或补品。最明显的例子是龟类、蛇类。
   食用对野生动物构成的威胁最大。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市市长接待我们的科研团队,宴会菜品中就有4种野生动物——环颈雉、麂子、蛙和野猪。
记者:用野味招待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他们是出于什么心态?
   解焱:这说明在该市市长的高档宴请中,这样的野味是普遍存在的；也可能菜品是由饭店自己搭配的,市长本身并不知道。但是,餐馆中会出现野味,也说明政府的高层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另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都是高端消费,是有钱、有权人的需求,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持有猎奇的心态。
保护范围非常窄
   记者:我国1988年就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将野生动物视为一种资源,随后出台的相关法律大多延续了这种思路。这些法律和如今的现实情况是否相适应?
解焱:这些法律已经过时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草这些法律时,存在的问题都比较小,对保护的程度、怎样进行保护,认识都非常不够。
   有很多学者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更像是野生动物利用法,更多的是谈野生动物的饲养繁殖。它的保护范围非常窄,只涉及那些重点的、有经济价值的动物,并不包括生态系统当中其他大量的动物。即使对于受保护的动物,也给了许可证等豁免许可。
可以说,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是当务之急。
   记者:你所讲的,被食用、被利用的野生动物,现行的法律也将它们视作“资源”,大部分都没有列入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之中,通常人们也认为这些动物的数量非常多。
解焱:野生动物保护的名录制定时,强调保护看起来好看的、大型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动物,很多其他的动物没有受到重视,特别是被大量利用的这些物种,比如说龟类、蛇类、鱼类。
现在作为资源的野生动物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比如龟,中国所有的野生龟类都应该被列入保护名录。龟这个物种十分脆弱,现在在野外基本上看不到野生龟了。很多两栖类也是这样,捕猎非常严重。对于这些动物的饲养、繁殖、贸易、利用,都亟需调整。
  建“自然保护地”保护
   记者:从物种角度讲,野生动物保护应该扩大到什么范围?
   解焱:保护范围应该涉及所有动物,只不过要分级:一类保护动物、二类保护动物和其他动物。野生动物物种状况一直在变化,CITES附录每两年就有机会调整,我国的名录也应当及时做相应的调整,不能再出现制定后几十年不变的情况。
   记者:从空间角度讲,随着人类的活动的增加,野生动物生存环境不断被挤压,扩大野生动物保护的空间范围,无疑是保证野生动物繁衍的有效方式。但如何有效解决人与动物的冲突?
解焱:我们过去比较重视自然保护区,它的严格程度比较高,所以基本上都是建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比如西部大山里,青藏高原等地。这些地方自然保护区的比例高达30%。
   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平衡,是因为自然保护区采取严格保护模式,会对经济造成巨大阻碍,受人口数量和资源缺乏等因素制约,地方政府都不愿建立保护区。
   这些地方建了很多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但只注重风景管理、森林管理、植被管理,对动物保护完全不重视。森林看起来保护得很好,却看不到多少动物。甚至有些风景名胜区为了保护松树或者某些植被,用飞机喷洒农药,昆虫没有了,鸟也没有了。可以想象,长久下去生态环境一定会严重退化。
   风景名胜区不仅仅是观光、旅游的地方。目前,这些景区、公园的野生动物保护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所以我们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地”,把这些地区的动物保护涵盖进来,使之发挥作用。
   记者:“自然保护地”这个概念应怎么理解?对野生动物保护有何积极意义?
解焱:自然保护地是比自然保护区更大的概念,自然保护区是其中一种类型,所占比重最大。自然保护地还包括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它的定义就是受到特殊保护的,所有的自然区域。这种特殊的保护可能是法律的保护,可能是政府的保护,也可能是民间或者社区的保护。
    对这样的自然地区的生物多样性采取特殊措施进行保护。在自然保护地中任何动物都需要保护,在自然保护地外由野生动物保护法约束。由此体现出重点保护和非重点保护之间较大的区别。
   自然保护地要进行分类,有些要严格保护,只可以进行科研活动；有些像公园一样,可以供游人参观,但是设计规划、人流量的控制,出发点必须是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为野生动物留出核心保护区域。自然保护地也应当进行分级管理,如国家级、省级和市县级,管理权不能完全下放,否则无法抵挡地方经济发展的压力。

本文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