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下乡潮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韩文︱山西、北京报道

　　今年4月，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第四次来到他“下乡住村”的点——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

　　袁纯清现在是砖壁村的“第431个村民”。干农活、睡土炕、吃土菜、聊家常、出主意……他关心“自己村”的长远发展，每次来都会就农民致富的问题和村民们来一次大讨论。

　　两年前，砖壁村人均收入仅2600元；去年5月30日，袁纯清第一次“住村”；年底，村人均收入达到3600多元；今年，这个数字有望突破5000元。而按照袁纯清的规划，到“十二五”末，这个数字要涨到1万元。对于这个目标，砖壁村的村民很有信心。

　　“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2011年起，一句响彻全国的口号成为各地转变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共识。山西、河北、广东、湖北、新疆、甘肃等众多省份相继掀起新一轮的干部“上山下乡”运动。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97年以来党员干部和大中专学生“三下乡”，再到这次席卷全国的新“干部下乡”运动，“‘干部下乡’一直是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法宝，过去是，现在还是。”

　　从前下乡的重点在基础设施，兼顾产业开发。如今，工作的重点已转向帮低收入农民增收。

　　“减少会议，精简文件，腾出时间常下乡看看。不怕山高不怕路远，带上真情常下乡看看。”2012年，一首改编的歌曲《常下乡看看》在山西许多农村传唱。

　　如今，农村依旧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让农民尽快富起来”成为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而对于新时期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言，新“上山下乡”将是一次更为严峻的考验。

　　不脱贫不脱钩

　　今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2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拟安排12287亿元，比上年增加1868亿元，再创新高。此前，第9次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刚刚发布。全国各地亦开始有针对性地实施“解困工程”。

　　煤炭大省山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80%，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500元以下的村有6063个，3500元以下的村有1万多个，增收任务艰巨。2011年起，山西重点突破，率先对6063个村实行住村帮扶。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全省6000多名主要干部，一人包一个人均纯收入在2500元左右的村子，一包到底，标准就是收入翻番，不翻番任务就没完成，这要作为领导干部考核的一个重要标准。”

　　这种“不脱贫不脱钩”的模式在全国并非个例。

　　内蒙古通辽市是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欠发达地区。年开始，通辽市选派各级干部1651人，实现全市所有贫困苏木(即乡镇)、嘎查(即村)全覆盖。

　　今年2月10日起，历时8个月的“干部下乡运动”在河北全面推开，1.5万余名干部进驻5000多个贫困村。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明确提出：“干部下乡不搞锦上添花，主要是雪中送炭”。

　　河北承德市共筛选出398个贫困村并制定了扶贫攻坚实施规划，全市市级领导一人对口帮扶一个贫困村，要求在2013年前解决这些贫困村房、水、路、电、讯等群众生活中的难点问题，同时还要落实好产业扶贫的规划，为百姓找出一条自我发展的致富门路。

　　对于各地大规模的干部下乡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仝志辉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和谐，关键在农村，重点难点也在农村。对贫困农村给予更多的帮扶与政策倾斜是必要的，这也是缩小收入差距，让农民共享改革成果的一条路径。”

　　重拾“鱼水情”

　　提起改革开放之初的下乡经历，年近七旬的郭文斌有些怀旧。上世纪80年代，郭文斌在山西省平鲁县(今朔州市平鲁区)担任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大包干”之初，郭文斌长期在农村蹲点调研，率先试行的“党员联户制”曾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

　　“天天和老乡们在一起劳动，一盘土炕上，老乡吃什么我们跟着吃什么，每天给老乡交3角5分钱和1斤2两粮票。时间长了都成了无话不谈的哥们弟兄。”

　　虽然已离休多年，但郭文斌能感觉到，现在经济高速发展，交通、通讯更加便捷，但干部与群众却疏远了。

　　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重塑干群“鱼水情”已成当务之急。在新一轮的干部下乡热潮中，全国众多省份重新将“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四同”(加“同学习”)作为干部下乡的铁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对“山西7万干部下基层”高度评价：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体现了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到人民中去，拜人民为师的执政理念……

　　从去年10月开始，西藏在全区开展了为期3年的“深化创先争优强基础惠民生”活动，从自治区、地、县、乡四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驻藏中直单位和武警部队选派了两万多名干部，组成5451个工作队，进驻西藏所有行政村和居委会开展工作。

　　如今，在西藏广袤的乡村牧区，各族干部正扎根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建立起鱼水深情。

　　为了让下乡扶贫工作不摆架子、不走过场、不给百姓增加负担，河北省委、省政府对工作队作出“自带行李、自办伙食，每月在村庄工作时间不少于20天”、“对口帮扶一定5年，不脱贫不脱钩，不致富不撤离”等硬性规定。

　　“过去干部下乡，陪同人员多，成本高还听不到真正的声音。现在，干部们如果能长期扎下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将会对干部作风转变以及密切干群关系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表示。

　　“下乡带着真感情，何须专门去维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改革掀开大幕，“大包干”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农村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规模宏大的干部下乡住队(生产队)工作也在这一时期宣告结束。

　　郭文斌告诉记者：“干部下乡一直是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法宝，过去是，现在还是。改革开放前，干部下乡力度比较大，主要是抓生产。(上世纪)80年代后期力度就有所弱化。”

　　即便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各地仍将干部下乡视为农村工作的重要抓手。

　　为了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改善农村社会风气，密切党群、干群关系，1996年12月，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农业部等十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次年，“三下乡”活动在全国正式开展。

　　着眼于农村文化、科技、卫生的“三下乡”，是为了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改善农村社会风气，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其中，各级干部和大中专学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仝志辉的印象中，“三下乡”活动是中央层面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下乡活动，中央各部委虽然每年也会派出扶贫工作队到贫困地区，然而，“三下乡”的规模与力度有限，下乡帮扶仍是地方“唱主角”。

　　《中国经济周刊》从山西省委下乡办了解到，从1990年山西省委派出第一批农村工作队至今，已经累计派出23批工作队，但前期工作队的重点工作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兼顾产业开发。如今，新“干部下乡”的工作重点已转向帮低收入农民增收。

　　对于当前席卷全国的新“干部下乡”运动，外界大加赞赏，但坊间也掺杂有“维稳”的解读。